案件分析报告（精选4篇）
案件分析报告（精选4篇）
案件分析报告篇1
一、涉外婚姻的概念：
是指一国公民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结婚和涉外离婚。在我国，“涉外婚姻”也指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中国台湾居民、华侨之间的婚姻。根据我国法律，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凡涉外婚姻当事人在我国境内结婚或离婚的，都必须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办理。
二、文书送达问题：
1、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均在国内的其文书送达方式和国内居民离婚的文书送达方式一样在此不在赘述。
2、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有一方在国外的则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第一种情况是知道国外一方准确地址的：
1）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2）法院一级级将诉讼文书转到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3）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4）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5）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第二种情况是国内一方不知道在国外一方的准确地址的，这时候在国内起诉离婚的一方最好在起诉时明确告知法院，以免耽误诉讼时间。这种情况一般采用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三、法院管辖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3条规定，对于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些规定，涉外离婚案件，只要一方是中国境内居住的人，不管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被告提起的离婚，中国法院都有管辖权，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配偶，无论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人，还是居住在外国的中国籍公民，提出离婚诉讼都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国法院受理，审理时，均适用我国婚姻法。具体总结如下：
1）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我国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我国民法院有权受理。如果双方均为出国人员，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向出国前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2）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我国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3）在海外结婚并定居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4）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5）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我国境外要求离婚的，当地法院是否受理，由该法院依其国内法决定。
6）涉港、澳、台的离婚案件的管辖，可比照涉外案件处理。
7）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的，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是在中国的，我国法院有管辖权，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在国外，此时我国法院一般不受理；如果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的，我国法院可以受理管辖，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就受理一对法国籍在法国结婚的的夫妇离婚案件。（法院受理的理由是他们两人都在上海居住生活超过一年，因此上海已成为他们两人的经常居住地。为此，静安法院可作为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法院享有管辖权。此外，二人都书面同意通过静安法院离婚。）
四、婚姻效力及证书认证问题：
一般来说婚姻效力应以符合婚姻缔结地的法律为前提条件，只要在婚姻缔结地合法，我国法院一般认定其合法性。但我国的法院要求对国外登记结婚的结婚证书进行认证。
1、国外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当事人对在国外登记注册的结婚证书在该国进行公证（该国的公证机关或有公证权的律师行），然后到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进行认证。
2、中国台湾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首先由中国台湾地区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中国台湾公证机关将公证书副本寄交上海公证员协会，大陆一方将公证书副本带到上海公证员协会核证。
3、香港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我国司法部指定的公证律师做公证，然后至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敲转递章。
4、澳门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做公证即可。
五、涉外离婚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公民和外国人或双方均为中国公民在我国申请离婚，应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办理；对双方均为外国公民，一方或双方常住中国的可以适用中国法律。由外国法院受理的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的离婚案件，按外国的法律规定办理。
六、涉外离婚子女的抚养问题
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我国和国外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未成年子女在国外的，一般由国外一方抚养，如果相反在国内的也是一般由在国内和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抚养。
七、涉外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协议解决，在国内的财产分割不是问题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予以分割，但对一些在国外的财产主要是证实问题，如果无法查证或证实的法院是不予处理。
八、涉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1、国外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国外的离婚判决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办理。
2、我国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中国和外国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请求外国司法部门确认其域外效力，和中国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或外国司法部门不确认其效力的，必须在境外重新进入司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九、律师的代理权限问题
1、在国内的一方提出离婚诉讼，按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委托。
2、在国外的一方，可以不回国就委托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离婚。但当事人必须向法院出具委托书和意见书，委托书和意见书须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亦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意见书包括同意离婚或不同意离婚的书面意见，要求离婚或同意离婚的，还要出具公证后的对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扶养等的书面处理意见。
案件分析报告篇2
根据刑法规定，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外乎从犯罪构成的四个主客观要件方面来分析，即犯罪的主体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体方面。现针对本案抢劫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要求作一个分析报告。
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依照刑法、刑诉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认定王某、徐某抢劫罪的证据如下：
一、认定王某、徐某犯罪主体的相关证据
刑法中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只有行为主体具备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凡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故以下证据可证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体资格:
(一)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证;
(二)王某、徐某的户口簿或户口底卡档案;
(三)王某、徐某的医院出生证明;
(四)入学、入伍等登记中及个人履历表中有关年龄证明;
(五)出生地同一区域邻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亲友证词;
(六)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亲属证词。
在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上述证据过程中，由于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友通过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方法逃避刑罚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边缘年龄的查证，仅依据身份证和户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认定其犯罪主体资格的，故应取得上述证据中的第(三)、(四)、(五)项，以形成一证据链条，互相印证。
通过对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能够证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岁，被告人徐某今年39岁，在犯罪时均已满14周岁，具备《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所要求的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故两被告人均为适格的犯罪主体。
二、抢劫罪主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
在主观方面，抢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关于认定本案两被告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证据有：
(一)证明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为两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各被告共同实施犯罪进行了计划分工并且各人分别实施了相应的具体犯罪行为。
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饭店内，到深夜时分另给徐某、李某发短信，并打开屋门让两人进屋，3人共同实施抢劫。选定目标后，王某入住饭店，并给另外两被告发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间，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两人则来到饭店老板孙某夫妇的房间，由王某把刀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钱。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实施作案有动机、目的。
即三个觉得打工挣钱太少，手头拮据，于是想找一个省力又挣钱快的门路，由此想到劫取饭店以获取钱财。并且被告均认识到劫取钱财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并且在压制其反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但为了非法获得钱财的目的，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这就具有抢劫罪的主观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人对共同实施抢劫行为事先进行了商量，并且达成了共识。
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伤害被害人的时间是在抢劫行为当时，其目的是为抢劫排除障碍，而不是为抢劫完成后而实施伤害行为。此证据可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观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证据的基础上，以下间接证据可进一步印证各被告的主观故意。
1、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
2、事先踩点场所的现场证据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辨认。
3、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能证明被告人在预谋时主观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准备，以及积极按照事先预谋实施抢劫行为。
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
(一)作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二)对于共同抢劫犯罪，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各被告人在主观上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的表现，具体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了侵犯，以及这种侵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
在客观方面，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特点。⑦
证明本案被告抢劫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明预谋中及在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进行抢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压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则使用西瓜刀这一作案工具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财物，并在孙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胁其拿钱，后孙某的妻子刘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诉两人的钱在抽屉里。
(二)被害人、现场目击证人、旅社其他服务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强行劫取财物。
(三)案发现场或从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认处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笔录、辨认笔录。
(四)鉴定结论。物证及其附着物上的血型鉴定、指纹鉴定、DNA鉴定、药物鉴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证来源的相关证据：
1、同案犯的言词证据;
2、证人或同案犯与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认笔录;
3、鉴定结论，从来源处提取的同类物及物证所作的同一鉴定。
(六)抢劫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
(七)书证：伤情检验，证明被害人的伤害部位、伤口特征与各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及所使用的凶器能否对应。
(八)书证：医院病历资料，证明伤情检验结论的科学性。
(九)住宿登记的笔迹鉴定。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证证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伤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胁;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指向的直接对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财物;
(三)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
四、关于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要求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往往造成人身伤亡。侵犯复杂客体，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权利罪的主要标志。
证明本案被告人实施抢劫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1、户籍证明、身份证;
2、物证，提取的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及其提取笔录;
3、书证，被害人的伤情鉴定。
(二)被害人的财产权利
1、目击证人的证言
2、被害人陈述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4、书证，勘验笔录
5、物证，现场照片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案件分析报告篇3
案件证据分析报告
根据刑法规定，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外乎从犯罪构成的四个主客观要件方面来分析，即犯罪的主体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体方面。现针对本案抢劫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要求作一个分析报告。
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依照刑法、刑诉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认定王某、徐某抢劫罪的证据如下：
一、认定王某、徐某犯罪主体的相关证据
刑法中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只有行为主体具备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凡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故以下证据可证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体资格:
(一)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证;
(二)王某、徐某的户口簿或户口底卡档案;
(三)王某、徐某的医院出生证明;
(四)入学、入伍等登记中及个人履历表中有关年龄证明;
(五)出生地同一区域邻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亲友证词;
(六)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亲属证词;
在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上述证据过程中，由于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友通过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方法逃避刑罚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边缘年龄的查证，仅依据身份证和户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认定其犯罪主体资格的，故应取得上述证据中的第(三)、(四)、(五)项，以形成一证据链条，互相印证。
通过对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能够证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岁，被告人徐某今年39岁，在犯罪时均已满14周岁，具备《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所要求的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故两被告人均为适格的犯罪主体。
二、抢劫罪主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
在主观方面，抢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关于认定本案两被告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证据有：
(一)证明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为两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各被告共同实施犯罪进行了计划分工并且各人分别实施了相应的具体犯罪行为。
首先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饭店内，到深夜时分另给徐某、李某发短信，并打开屋门让两人进屋，3人共同实施抢劫。选定目标后，王某入住饭店，并给另外两被告发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间，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两人则来到饭店老板孙某夫妇的房间，由王某把刀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钱。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实施作案有动机、目的。
即三个觉得打工挣钱太少，手头拮据，于是想找一个省力又挣钱快的门路，由此想到劫取饭店以获取钱财。并且被告均认识到劫取钱财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并且在压制其反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但为了非法获得钱财的目的，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这就具有抢劫罪的主观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人对共同实施抢劫行为事先进行了商量，并且达成了共识。
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伤害被害人的时间是在抢劫行为当时，其目的是为抢劫排除障碍，而不是为抢劫完成后而实施伤害行为。此证据可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观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证据的基础上，、以下间接证据可进一步印证各被告的主观故意。
1、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
2、事先踩点场所的现场证据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已按计划的内容准备工具、踩点，、印证其主观故意的心理态度。
3、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能证明被告人在预谋时主观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准备，以及积极按照事先预谋实施抢劫行为。
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
(一)作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二)对于共同抢劫犯罪，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各被告人在主观上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的表现，具体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了侵犯，以及这种侵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
在客观方面，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特点。⑦
证明本案被告抢劫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明预谋中及在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进行抢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压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则使用西瓜刀这一作案工具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财物，并在孙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胁其拿钱，后孙某的妻子刘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诉两人的钱在抽屉里。
(二)被害人、现场目击证人、旅社其他服务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强行劫取财物。
(三)案发现场或从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认处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笔录、辨认笔录。
(四)鉴定结论。物证及其附着物上的血型鉴定、指纹鉴定、DNA鉴定、药物鉴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证来源的相关证据：
1、同案犯的言词证据;
2、证人或同案犯与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认笔录;
3、鉴定结论，从来源处提取的同类物及物证所作的同一鉴定。
(六)抢劫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
(七)书证：伤情检验，证明被害人的伤害部位、伤口特征与各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及所使用的凶器能否对应。
(八)书证：医院病历资料，证明伤情检验结论的科学性。
(九)住宿登记的笔迹鉴定。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证证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伤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胁;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指向的直接对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财物;
(三)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
四、关于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要求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⑧
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往往造成人身伤亡。侵犯复杂客体，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权利罪的主要标志。
证明本案被告人实施抢劫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1、户籍证明、身份证;
2、物证，提取的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及其提取笔录;
3、书证，被害人的伤情鉴定;
(二)被害人的财产权利
1、目击证人的证言
2、被害人陈述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4、书证，勘验笔录
5、物证，现场照片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案件分析报告篇4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以来，检察机关遵循司法规律，改变司法办案“三级审批式”模式，把“亲历性”放在重要位置，突出检察官的自主权。为做到放权不放任，倒逼办案质效提升，检察机关把开展案件质量评查作为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加强案件管理的重要举措，并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评查工作规定》)。但据笔者观察，基层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实际效果有待提升：
一是评查人员临时拼凑，评查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基层案件质量评查多数由本院案管部门组织人员自行开展。基层案管部门自身人员数量有限，基层案件数量又庞大，仅靠案管人员难以完成评查任务，只能抽调其他部门人员共同参与
评查。依据《评查工作规定》，案件评查员要由员额检察官担任，但基层检察机关的员额检察官数量不多，在满足办案需求上已捉襟见时。开展跨业务门类的评查，例如刑事检察人员评查民行、公益诉讼案件，评查人员由于对相关领域检察业务、评查标准不熟悉，仓促上库，难以发现深层次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二是评查流于表面，缺少动真碰硬。依据《评查工作规定》，评查结果直接与办案检察官业绩考核挂钩，一旦案件被认定为瑕疵、不合格案件，意味着办案检察官的年度考核、个人发展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对院内自行开展案件评查，客观上受制于评查人员数量，经常出现部门内部员额检察官之间相互评查，评查人员与被评查案件的承办人都彼此熟悉，难免出现“一团和气”的情况：评查人员有选择性地回避相对严重的实体、程序问题，选择文书制作、案卡填录等表面问题，敷衍了事。一些基层员额检察官本身办案任务就十分繁重，参与评查的意愿不强没有全心投人评查工作，存在消极应付的情况，导致被评查人认为案件评查只是走过场，难以实现以评查到通案件质效提升的目的，这些都将影响评查的实际收效。
三是评查方法单一，缺少正向激励。目前，基层案件评查大多数是查看纸质卷宗，缺少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同步
评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填录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从规定上看，《评查工作规定》列举的八项评查内容中没有涉及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填录。从当前掌握的数据来看，基层司法办案人员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填录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漏填、错填的情况比较普遍。在评查导向上，一些基层评查工作把评查片面理解为挑毛病、找问题，只要没有问题的案件就可以评为优质案件。对一些真正优秀的案例，没有及时发现推荐，缺少正面的导向激励。
对于当前基层案件质量评查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分析原因如下：
一是实践中案管部门职责定位不清。自20xx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案件管理机制改革起，全国检察机关相继建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把案件管理的职能定位为管理、监督、服务、参谋。但在全国四级检察机关中，这四项职能的侧重点和发展样态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监督和服务两项职能上：越贴近基层，监督职能越弱化，服务职能越强化。一些基层案管部门，变成了各业务部门的“大内勤”，疲于收案送案、接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数据信和流程监控等监督职能要么闲置，要么流于形式。这也与案管机构成立时的背景有关，当时检察机关的司法办案还实行“三级审批”，由承办检察官提出处理意见，部门负责人同意检察长(主管检察长)批准。
这种模式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已经对检察官的司法办案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制约，如果再由案管部门进行事后的.监督，其必要性大大降低，因此基层案管部门的监督职能普遍弱化。但是由于“三级审批”办案模式违背了司法办案“亲历性”的要求，与司法责任制相背离，在此后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被检察官独任制、检察官办案组的新模式所取代。但基层案管工作仍然滞留在突出“服务”的职能定位上，人员力量没有及时补强，在检察改革纵向放权“高歌猛进”的同时，横向制约没有及时跟进，基层案管工作的“监督”职能成为制约案管工作全面发展一个明显短板。
二是上下联动的工作合力不够。依据《评查工作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可以在本地区统一调配评查力量，组织交叉评查，对下级院的评查工作进行监督。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上级业务条线，还是上级案管部门，对下级院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的组织、领导、监督工作。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一些上级院认为由基层院自行组织评查就可以了,而基层院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消极等待上级院统一部署开展评查，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一拖再拖。一此基层案管部门即使自行组织开展案件评查，由于人员力量薄弱、案件评查机制不健全，加之部分基层检察人员对案件评查的不理解，如果没有上级案管部门强有力的统一监督指导，基层案件评查难免自降标准，
评查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对于下级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办理的案件，显然不便于由下级院的案管部门和相关评查人员开展评查，应当由上级院开展常规抽查，这对于促进基层领导息统计上报等诸多行政事务性工作，案件评查干部带头办案也将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是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例如，高检院出台的《评查工作规定》对优质、合格、瑕疵和不合格案件规定了明确的认定标准，各省级院也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评查标准及实施细则，但在基层案件评查工作中执行情况并不乐观。优质案件与合格案件标准难以区分，二者在实体准确、程序合法、法律文书规范方面标准趋同，主要以办案综合效果划分。但具体标准难以掌握，优秀与合格案件认定存在随意性。对于没有出现瑕疵案件和不合格案件的，缺少《评查工作规定》中设定的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环节，案管部门根据评查人员建议直接出具评查结果和评查报告，向上级案管部门报备，而没有同步向被评查单位和本单位政工人事、门通报，评查结果无法与检察官业绩考核衔接，案件评查与检察官业绩考核、年度考核“井水不犯河”使办案的检察官对案件评查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对于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基层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笔者建议：
一是重点突出上级组织的交叉评查，逐步引导带动基层自行评查。在当前评查工作要求向下传导不到位的情况下，以现有基层检察机关的人员力量来看，难以在短时间内组织起高质量的自行评查。但是大量的案件在基层，没有高质量的案件评查，将直接影响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和检察机关办案质效。因此，应当发挥市地级检察机关在案件评查中的主导作用，按照“四大检察”“十大业务”要求，从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中选任骨干力量组成门类齐全、业务精湛的案件评查人才库，定期组织开展评查标准的系统学习培训。每次评查前随机选人、随机分案，这样既避免了评查人员的能力不足，又避免了因评查人与被评查案件承办人过于熟识而不愿监督的情况。在以市地级检察机关为主导健全完善案件评查机制过程中，让基层检察人员看到案件评查实实在在的效果，从而逐步引导县区检察机关转变对案件评查重要性认识，不断加强评查队伍建设，提升评查工作效果。
二是线上和线下并重，问题导向和正向激励结合。建议对《评查工作规定》进行适当修改，明确把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填录作为案件评查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规定。在开展线上评查前，应当收集梳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填录中的各类问题，制定详细的线上评查标准，确保线上评查有据可依。评查中既要注重发现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也要注重发掘亮点，降低被评查人对评查工作的抵触情绪，使案件评查既是把脉司法
办案的“问诊台”，也是展现检察人员优秀业绩的“小T台”。要注重做好评查结果的综合运用，对于评查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评查部门要进行深人的原因剖析，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和讲评，以理服人，举一反三，协调相关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